主体性之思与「恶之平庸」

最近读汉娜 · 阿伦特的文集《责任与判断》，其中一篇《思考与道德关切——致 W. H. 奥登》有所感触，简单概述。

这篇文章写于 1971 年，写给左派诗人奥登。当时艾希曼审判争议的余波未平，阿伦特的自身关切也从积极生活转向了对沉思生活/心智生活的研究，也就是《康德讲稿》里提到的 thinking, willing, judging 三种人的心智官能。

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提出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提供了一种把思考与道德哲学联系起来的思路。以往哲学认为恶是善的缺失，但阿伦特通过自己这次审判的直接经验发现，这种理论或许能够解释康德所谓的根本恶（radical evil），但对解释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惯常恶行却遇到困境。为何一个人可以接受作为极权统治杀人机器的齿轮的职责；为何可以像乔治 · 斯坦纳说的那样：「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如果恶行跟邪恶并非完全等同，甚至存在无动机的恶，那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恶行与思考的官能有关。

二十世纪是思考变革的时代。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给形而上学判了死刑，萨特等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声称上帝死了，海德格尔也得出哲学/形而上学终结的结论。这里就必须对哲学、形而上学、上帝和思考这些名词进行概念考察，否则就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的终结在于：形而上学完成了」「并非随着哲学的终结，思也已一道终结。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 = 形而上学 = 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也就是关于存在的科学，但跟本文无关不再赘述。阿伦特以「上帝死了」这个命题为例对这些「终结论」做了解读：

这些「终结」并不表示上帝已经「死了」——这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荒谬的——而是表明几千年来上帝由以被思考的方式不再令人信服，它们也不表示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就伴随着他们的那些古老问题已经变得「无意义」了，而是表示它们一直以来被提出和回答的方式已不再可信。

并不是哲学、形而上学、上帝这些名词失去了意义，而是必须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它们。也就是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当对这些名词的经验发生变化时，也必须做出新的理解。问题在于如何充分理解这些概念。

二十世纪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认为通过对语言的充分分析将会解决所有哲学问题。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后一节中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沉默」（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时，逻辑实证主义者似乎会错了意，认为几千年的形而上学全部是 bullshit 和 nonsense。但就像罗素评价的：「 虽然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是不能说任何话的领域，但他确实对道德问题想了和说了很多」，事实上不能说的部分，也就是只能被展现的东西，恰恰对于维特根斯坦是更重要的。《维特根斯坦传》也提到他对形而上学这种「冲撞语言边界」的尝试的尊重。

阿伦特认为正是「对语言（我们思考的中介）和显象世界（我们生活的中介）之间这种差异的发现首先导向了哲学和形而上学」。「对语言的强调会歧视显象，而对感官的强调会歧视思考」，阿伦特沿着海德格尔的理路，认为真正走向终结的是二元论的区分：在巴门尼德那里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分，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念与现实的区分，在笛卡尔以来是唯心和唯物的区分。在现代认识论的起源康德那里，对于二元论的调和就已经成了重要任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重点不是为了高扬理性，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砍去上帝的头颅」（语出海涅「康德砍去了自然神（而不是上帝）的头颅」，原因在于康德纯批中的二律背反否定了对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而莫过于是「限制理性而为信仰留有余地」（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这一点与维特根斯坦如出一辙。

然而，阿伦特认为康德并没有为信仰留有余地，而是给思考留有余地。她认为康德是区分了认知和思考，而思考是超越认知界限的活动。这里认知与思考的划分类似福柯所谓的近代哲学中的知识与前笛卡尔哲学中的「自我关注」，当然并不尽然相同。如果按阿伦特的积极生活三元划分，认知属于工作/制作的领域，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思考作为沉思生活的一部分，用阿伦特的术语，是无世界的（worldless），不仅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有着摧毁性，对其自身也有摧毁性。我们认知的世界，是我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认知的内容，是被罗素称为「感觉材料」（sense data）的东西；而我们思考时，我们必须从生活世界中抽离，进入任何可能世界。思考总是抽象的，是对所有可能世界的总体概观，依靠的是再现（re-presentation）的能力，其实也就是《康德讲稿》中提到的「想像力」或者说「回溯性的理解」（retrospective understanding）。阿伦特对思考的能力下了三个论断：

• 思考能力是每个人的心智官能，是人的自然需要和意识中的差异的具体化；
• 思考活动不可能得出任何道德命题和行为准则；
• 思考活动是无世界的。思考陷于混乱是因为在如今我们的显象世界，关于不显现的最基本经验已经丧失。

作为一个无世界的活动，思考为何能与世界产生关联甚至影响世界？阿伦特认为必须从历史上思考着的人的经验寻找原因，毕竟阿伦特非常重视榜样和故事的作用。最早也最著名的述而不作（当停下来写作时思考活动也就停止了）的西方哲学家当然是苏格拉底。陈嘉映老师认为哲学是概念考察，那苏格拉底就当属第一个做哲学的人。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也是和苏格拉底一样的人，《哲学研究》要做的工作不是破除观念论、指称论和逻辑主义，而只是阐明语言中的各种概念究竟是怎样在现实中被使用的，即我们说出一个概念时，我们想要表达什么。通过将道德与思考关联，阿伦特深入到了认识论层面；而回到最源初的思考即苏格拉底的思考，又进一步深入主体性层面。

苏格拉底的各种论辩，往往会陷入无穷回退或是两难的状况：要考察概念，就要指出其现实中的运用，而这种运用，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与现实中的其他概念编织在一起。这种思辨能得出的结论就只有，我们的概念往往并不与现实严丝合缝。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做出的区分：能说出的不能被显现，显现的事物无法说出，或许是有几分道理的。既然如此，这种思考、这种「冲撞语言的边界」的努力的价值何在？无望地谈论正义、勇敢和美德这些概念，会让世界更好吗？

苏格拉底自称为牛虻、助产士，又被其他人称为电鳐。这三个比喻的含义在于：

• 牛虻唤醒人们去思考、去审查，因为「未经审查的生活不值得过」。
• 助产士一方面意味着自己是「贫瘠的、不育的」，也就是没有真理去传授的；另一方面则从孕妇那里清除「未受精的卵」（wind egg）：清洗人们未经审查的偏见，又不给予他们真理。
• 电鳐意味着苏格拉底「用自己的困惑来使别人困惑」。

苏格拉底又用了「思想之风」的比喻（《康德讲稿》有一节标题也用了这一词，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也提到哲学驱散迷雾的作用），也即一种持续的破坏力，摧毁着固有的习俗和准则，毋宁说是阿伦特将其与判断对立的「偏见」。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理由也在于腐化青年：破除了他们的陈旧信仰，却不教他们新的东西。虚无主义始终是思考的悬崖旁的深渊。只能说人天生有着过度概括和援引成例的懒惰倾向，而苏格拉底的思考、阿伦特的判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们对于这种倾向的抵制。

说完了思考，还是要回到最初的命题即恶的平庸性是否成立，即不思与恶之间的关联。

苏格拉底通过思考的基本经验，得出与基本逻辑定律：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一致的自身主体性真理，即：

1. 遭受不义要比行不义要好；
2. 与多数人不一致好过与自己不一致。

阿伦特认为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的先决条件。这里的前提是「作为一」（being one），并因此不能与自己不一致。但根据 A = A 式的逻辑同一律，这样的说法似乎很矛盾。按阿伦特的理论，人的复数性意味着平等与差异。诸事物也有着与之相似的逻辑，既有同一性（identity），又有他异性（alteritas），由此才能在诸事物中确立自身（有点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如果只谈单个事物，这种他异性就无从显现，因此个体事物可以说是「作为一」的。显然单个人的情况与单个事物不同，当人的意识意识到其自身，他异性就能在自身彰显；当单个的人开始思考，即与自我对话时，他就不能是「作为一」，而是「二合一」了。要做到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就必须让自身思考的双方达到和谐，也即与自己的一致。对于第一条命题，遭受不义时，自身仍然能与那个遭受者保持和谐；但谁都无法与一个罪犯日夜相处。

福柯在论主体性与真理时，也常提及苏格拉底和其他前笛卡尔时代（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之前）的思想家。他认为苏格拉底所谓的「美德即知识」代表了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你自己，首先要成为你自己，即自我关注，将主体性作为认知的出发点，感觉有点像所谓的知行合一。而自笛卡尔认识论转向以来的近代哲学，割裂了自我关注与自我知识。将自我知识作为给定的事实，认识自己并不代表自己要去做如此的人，也用不着与自己相一致。学习伦理学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我要达致如此美德，思考各种问题也不必要有相应体验。

阿伦特用她一贯的词源学方法指出，「良心」意味着「依靠自己并和自己一起明白」（to know with and by myself）；违背良心也就意味着不再关注自我、不再与自己一致，因此他可以做出任何违背自我的可能行为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写到这里，又想到《维特根斯坦传》里维对自慰的悔恨：

昨晚自慰。良心的剧痛。但也确定了：我太软弱，无法抵挡冲动和诱惑——若它们和伴随它们的图像降临到我身上、又不能到别处躲避。

这里的「不能到别处躲避」也许就是指自己无法与自己不一致吧。

写了那么多，最后只能说，这种极高程度的自我关注对于现代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很难做到了。与行动一样，思考的悬崖旁也是危险的深渊，但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比不思考、不行动更危险。能得出的结论可能只有：生活没有问题的人，不要碰哲学；生活有问题的人，也不要试图从哲学中寻找答案。

事实上写到这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写啥了。就这样吧。